2019年大学毕业后，程昊接到过4次腾讯面试的通知。其中3次，他有机会走进腾讯的办公楼。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在万利达大厦，第二次在腾讯总部大厦，第三次在总部大厦隔壁的写字楼里。

“踏入腾讯的大门，仿佛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每次走进去，程昊的心情近乎朝圣，“大脑空白，多想放慢脚步”。

进门这道程序，无形中亦增加了仪式感——打开短信邀约，用身份证感应登记，而后拿到一张二维码门禁贴片。这时程昊会拿出手机，特意给门禁贴片拍张照。站在电梯厅里，看着四周挂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他心绪难平，成为其中一员，似乎只差面试这临门一脚了。

可惜，临门一脚终究未射进球门。

程昊用“互联网临时工”形容当下的职业状态。他毕业于广州一所普通本科高校，在深圳两年换了6份工作，一直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之间打转，“像个洗碗工，这里洗几个月，那里洗几个月，永远没有稳定感”。

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却又有一定的共通性——行业爆雷的知名P2P，永远画饼、看不到未来的小创业公司，人员更迭如流水的普通上市公司……

程昊知道自己的履历，在HR眼里意味着“浮躁、不踏实、好高骛远”。 他也受够了小公司的压榨和斤斤计较。他的岗位是产品经理，却总要身兼多职；会议永远在下午6点以后开始；加班到夜里，老板还要暗示他多坐地铁少打车……这些公司在他眼里，也意味着“再努力也很难在广州买房”。

而互联网大厂，尤其腾讯，则意味着摆脱互联网临时工的身份，高薪，相对稳定，能够“30岁前凑足广州的首付，成为一个广州人”，他没存过在深圳买房的念想，原因也不外乎房价。

如果把互联网行业比作一个金字塔，那腾讯在程昊眼里就是金字塔尖。镀过这层金，未来即便跳槽，也无非是在互联网大厂之间反复横跳。将来定居广州，进入当地的网易、唯品会等大厂也不再是问题。

两年间，程昊把简历往腾讯内推了无数次，面试最成功的一次，也止步于第三轮的总监面。他的上班地点一直在南山打转，距离腾讯都不算远，最近的要属上家公司，与腾讯滨海大厦同在一个园区。上下班路上，他时常能看到带着腾讯工牌的年轻人，或者晚上灯火通明的腾讯办公楼，“羡慕，又有点难受”，他坐着现在这间办公室的露台上，手指着不远处的腾讯总部说。

沮丧受挫的时候，程昊想过放弃，“但坚持下来的信念占了80%”。他清楚围城内的困境——“螺丝钉，加班，35岁危机”，但在他看来，进入大厂是他为数不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为此成为螺丝钉也无妨。

“985大学的毕业生，人家离开大厂，可能还有很多选择，我跟他们不一样”。

孟渔今年刚刚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的传播学研究生，“选择这个院校、专业，还有城市，其实都是为了进互联网大厂做准备”，为了这一目标，她连续考了两年研究生。

她本科就读于天津一所普通高校，读的是医学相关专业，同学要么继续读医学类的研究生，要么考入二三线城市的体制，或者进了制药厂。

孟渔在十五六岁时，就在知乎上接触到一线城市互联网从业者的生活方式，他们高薪，工作氛围自由，有机会欣赏数不清的展览和演出，这令生活在安徽四五线城市的女孩向往不已，那满足了她对体面职业的幻想。

到今天，孟渔对一线城市和互联网大厂的认知，早已不是这般理想化。对大厂的渴望，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她家境一般，自称“小镇青年”，“出身也好，学的专业也好，很难找到比互联网大厂薪酬更高的地方”。

中学阶段，互联网给孟渔的印象，还是“处于草莽阶段”的新兴行业，二本、三本毕业生投身其中，照样能闯出一片天地，这也让她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翻盘可能。等到大学毕业，她发现老牌互联网企业，已经变得金融公司一样，等级森严且唯学历论。

钟映斐，即是程昊口中的“他们”。钟映斐本科就读于国内知名的985高校，研究生被保送至上海TOP3的大学，大三时在腾讯实习过4个月。去年秋招，腾讯、阿里、字节、美团都大厂她都面过，”所有的面试都凉了“。

秋招那两个月，钟映斐甚至后悔当初读研的决定。“一年比一年更卷”，她感觉，如果在本科毕业时找工作，进入大厂远不像现在那么难，那时还没有“大家挤破头进大厂的氛围”，她有2个本科同学就通过校招进入BAT。

等到临近研究生毕业，在互联网大厂群面当中，与钟映斐竞争的大多都是研究生，还有墨尔本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本科非常少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筛掉了”。

“非技术岗的能力考察，是没法量化的，所以招聘只能卡学历，而且学历标准会越来越高，逐渐海外高校会成为香饽饽”，通过校招进入腾讯3年的徐冰，所见印证了钟映斐的判断。跟现下的“内卷”比起来，徐冰觉得自己当年进腾讯要容易许多。

钟映斐把自己对互联网大厂的向往解释为“随大流”，“大家都觉得互联网大厂是最优选，别人能进去你没进去，好像比别人差了”。

前几天钟映斐跟同校的一位朋友聊天，对方正在找暑期实习，原本已经拿到了知名地产公司的实习offer，正在发愁要不要去。朋友担心自己不去互联网实习，到了校招阶段，再没机会进入互联大厂。

“你真的想去互联网吗”，钟映斐问对方。对方说“不知道”，“但大家都想去，你没拿到offer，好像就拿不出手”。

除了“随大流”，互联网大厂对钟映斐的吸引力，也仅仅是体面、高薪，即便在BAT之间反复跳槽，也意味着更高工资。她大学本科同学，进入互联网大厂不到3年，已通过跳槽拿到了更可观的薪水。

不久前，钟映斐入职于深圳一家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不过，跟同宿舍两个进了互联网大厂的同学比起来，她还是有些心理落差，起码在薪资上，进了拼多多的舍友，薪资至少比她高出3成。 

钟映斐将面试大厂的失败归因于“不够努力”，那位进入拼多多的室友，原来没有互联网实习经历，为了顺利进入大厂，室友在毕业前一年一口气做了三份互联网实习。那一年，钟映斐为了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放弃了大厂的实习机会，她判断，这是她应聘大厂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大厂“随大流”式的渴望与向往，在钟映斐拿到校招offer后就逐渐淡了下来。一位入职腾讯副厂的同学，向她透露过自己上司的招聘规则，“要么你经历非常非常对口，而且最好不要有混合职业背景，要不然就希望你是一张白纸，因为这样比较好教”。

知道这些，钟映斐不打算为这种高度工具化的聘用标准，再多花费心思。

关于互联网大厂“猝死、996、35岁危机”，那些几乎被嚼烂的信息，似乎很难打破围城外年轻人们心头的滤镜。

钟映斐室友去年秋招拿到了拼多多的offer，从那时到入职前的半年间，该公司因员工猝死、自杀，厕所坑位不足等事件频上热搜，“蹲坑坑位不足，讲的就是她现在的办公室”。据钟映斐观察，这些职场残酷现实对室友的影响，也仅仅是聊天的时候自嘲一下，“事实上没有任何犹豫就进去了“。 

室友进拼多多有几个月了，按照公司的轮岗制度，她目前担任客服，“每天加班到很晚，经常遇到奇葩的投诉”。不过，每次跟钟映斐聊起来，室友几乎都在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而焦虑，“担心KPI不好看，影响接下来的定岗”。钟映斐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她研究生毕业，又是那么拼的个性，怎么会做不好客服工作”。

钟映斐也能看出来，在KPI的压力下，室友根本无暇顾及加班严不严重的问题。至于螺丝钉式的工作内容，钟映斐认为“靠打工实现个人价值，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这是她与多数同龄人，都已接受的现实。

其实钟映斐清楚，这些热搜对自己也没多大冲击力，“人总有侥幸心理，觉得好事是我的，猝死、重病这些坏事都是别人的”。

996在钟映斐看来，也很难劝退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公司都在互联网化，我有朋友在快消外企，那个工作强度何止996”，她有个同学考进深圳的公立学校做老师，入职前她就了解到，每天早晚自习跟下来，强度不输互联网大厂。

至于35岁焦虑，“除了公务员，哪个职业没有年龄焦虑”。在深圳工作几年后，回老家考公务员，也是钟映斐目前的规划。

在996这一点上，孟渔也有同样体会。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她在老家的一家传媒公司找了份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她就发现这家“四五线城市杂牌公司”，同样向往互联网大厂的产出效率，“想在小城市找份安逸工作，可能性也不大”。

对于可能成为螺丝钉的未来，孟渔有心理准备，“不会抵触这个事情”。她更忧心的是健康问题，但还是愿意“拿病换钱”。有时，她也羡慕那些进入体制或制药公司的同学，“996他们够不上参与讨论”。不过，这些同学的家境，都比孟渔要好很多，“不用指望那份工资生活”。孟渔不一样，她需要尽早实现经济独立。

孟渔算过，研究生毕业自己25岁，10年内没能进入大厂管理层，可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她愿意给自己10年左右的时间，来体验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扎根一线，她不抱多少期望，“我的能力和家境，不足以在大城市买房扎根”。

最吸引孟渔的，还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薪水。那足以让她攒上一笔钱，等30多岁回到老家，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26岁的唐绮，也曾极度渴望大厂。

3年前，唐绮到腾讯总部大厦参过一次面试，“走进去就感觉‘哇，果然不一样’”，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穿着打扮自由时髦。看到洗手间里的无印良品全套水乳，她不由感叹“大厂真气派”。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印证了她对大厂的想象。

唯一没法让唐绮接受的，是面试前的宣讲环节中，一位腾讯员工分享的经历，“他在腾讯10年，没挪过位置，只是当到了小组长”，在一家公司10年做同一岗位，唐绮觉得不可想象。

那时唐绮刚工作一年，“对高薪没多大概念，就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大公司看看”，腾讯的面试她走到了终面环节，但没能拿到offer。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大厂的渴望未减，“华为、阿里这些大公司都想去”。

滤镜被打破，要从唐绮成为华为外包员工开始。

华为工作期间，唐绮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位40多岁的女性，儿子在读幼儿园，“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加班”。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女领导的孩子得了肺炎，她没有因此请假，“每天把儿子送到医院，再来上班，晚点再把儿子接回去，然后再回来工作”。

平时女上司跟孩子通电话的语气，也让唐绮无法理解，儿子问妈妈“吃饭了吗”，女上司一句“我在忙，晚点再说”，便匆匆挂断电话，“像是在跟生意伙伴交流”。

“当时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工作状态，不是我想要的。”

在唐绮的办公室里，员工们基本上没什么工作外的交流，手上的事情确实多，做不完。夜里12点，唐绮还能收到工作上的信息，她知道，那是对方刚处理完一天的事情。年底她所在部门还剩下接近20万的团建费用，“确实非常有钱，可大家连消费的时间都没有”。

大公司病，也把工作时间拖得更长。“一个普通的事情，要不断向上申报，跟多个领导汇报，还要跟不同的协作部门沟通”，女上司一天大约有6个小时在开会，不同会议的内容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她自己也说，这些会完全可以2个小时开完”。公司多数人的状态跟女上司差不多，工作时间被会议挤压，手头的工作也只能加班完成。

与唐绮同小组的有8个华为正式员工，其中有三个都患有相当严重的胃病。女上司抽屉里塞满了零食，也是为了缓解胃病带来的不适。

唐绮所在的岗位，虽然加班不算狠，但她厌恶那种“完全把你当成螺丝钉，摁在那里的感觉”，工具人的角色唐绮接受不了。

在华为待了一年，唐绮辞职了。对于大厂她再无幻想，“除了钱，已经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她也开始理解那位“10年不挪窝”的腾讯员工，这可能是大公司多数员工的宿命，她在华为遇到的很多正式员工，嘴里常念叨着一句“还不是在熬退休”。

现在对于求职，除了薪水，唐绮同样看重“向上走”的机会。目前这份工作就符合她的期待，她在一家中型公司做运营工作，手头的事情自己有一定的决策自由度，公司发展势头迅猛，能给她一种“有奔头的感觉”。

“小公司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的。大公司根本听不见你的声音。”

唐绮有位朋友，在海外一所世界百强名校读完硕士后，出于对“民族企业”的向往，进入华为做了一名外包员工。入职不到三个月，受不了“程序繁琐、国企风格”，这位朋友就“深恶痛绝地离开，并扬言再也不会进去”。

“大厂有好也有坏，还远远没到金光闪闪的地步”。

在老家上班两个多月，孟渔已经能够想象大厂工作的状态，目前这份工作她能按时下班，但随叫随到，生活工作高度捆绑的状态，还是常常令她“窒息”，“真的天天996，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很难说”。

除了996，孟渔也恐惧身处大厂的螺丝钉命运。她自小喜欢摇滚乐，脑子里永远不缺离经叛道的念头，假如在“一天天的重复与庸常中消磨10年”，她也不清楚，自己能否对抗那种压抑感。

可她也不愿就此放弃，“为这个目标考了两年研究生，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只能往下走”。

为了成功入职腾讯，程昊决定放弃产品经理这条职业通道。他去年开始自学编程，这是他浏览诸多程序员社区后做出的选择，社区里面有许多普通本科，甚至大专毕业的年轻人，依靠出众的技术能力，成功进入互联网大厂。

“产品经理这种非技术岗位，面试是很难有量化标准，即便你的表现不比别人差，人家还是会选名校毕业生，程序员不一样，它不看重出身。”

25岁的年轻人，正在试图抓住跨入大厂的新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