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晚，国家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布消息：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工作，防范风险扩大，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

美国东部时间6月30日，滴滴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上市。没有其他公司敲钟鸣锣的热闹仪式，滴滴上市显得格外低调。此前，滴滴递交招股书后，对内发了一封CEO程维和总裁柳青的联名信，内部员工才确定公司上市的消息。滴滴开盘价18美元，市值一度超过8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165.76亿元）。但在国家网信办发布消息后，滴滴在美股盘前突然跳水，股价一度跌去10%。

平台抽成受质疑

今年5月14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曾约谈滴滴等10家平台。约谈指出，近期社会各界集中反映网约车平台公司抽成比例高、分配机制不公开透明、随意调整计价规则，以及互联网货运平台垄断货运信息、恶意压低运价、随意上涨会员费等问题，涉嫌侵害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杭州出租车司机徐师傅注意到，认识的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同行都对滴滴平台有诸多不满，其中最大的争议便是平台抽成。

今年5月，针对媒体的调查和质疑，滴滴发布了关于“抽成”的说明。滴滴网约车公司CEO、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主任孙枢介绍，2020年，滴滴网约车司机收入占乘客应付总额的79.1%。剩下20.9%中，10.9%为乘客补贴优惠，6.9%为企业经营成本（技术研发、服务器、安全保障、客服、人力、线下运营等）及纳税和支付手续费等，网约车业务净利润仅为3.1%。

“我们也发现，确实存在一部分司机收入占比较低的订单，如顺路单；其中，抽成高于30%的订单占总订单的2.7%，类似极端情况下的订单虽然占比不高。”孙枢说。

但众多司机对滴滴的回应并不满意。平台到底该如何分成？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认为，遇到这样的争议，平台往往有一套内部规则，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很难评价其公布的规则和数据系统，以及其财务状况的真实性。“因为这只是末端的数据和分析结果，看上去非常有逻辑性，但是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基于这样的一种信息不对称，外界去评价这个规则到底合理不合理，很难评价。”

5月份的联合约谈，要求各家平台合理确定抽成比例和信息服务费水平。“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保障驾驶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公开抽成比例，确保清晰透明易懂，通知司机乘客支付金额、司机劳动报酬、平台抽成比例等信息；平台公司要主动降低抽成比例，保障驾驶员劳动报酬。网络货运平台要合理设定并主动降低信息服务费、会员费水平，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严禁以回程货价格竞价。”

简单调低抽成比例，在一些学者看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程世东告诉，司机的收入水平是司机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网约车司机的进入门槛很低，劳动力市场又是开放的，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是相对稳定的。

这背后则是一个更深层的命题：行业收益的分配，是按劳动力去分配，还是按资本去分配。在网约车领域，平台代表资本，司机代表劳动力。程世东认为，目前要去思考如何去提高劳动力的收入分配。

“很多网约车司机都很清楚每天的收入大概是固定的，一天赚多少钱，出车时间多少，所以每小时赚多少钱基本上固定的。在此基础上，保证网约车司机的利益，政府能做到是，确定一个网约车司机的最低收入标准，在此要求下，平台方自然会调整收入分配。这是需要政府通过这种手段来去核算和监督。”程世东告诉，这并不是没有操作的可能性，但相对比较费劲。“但如果只是简单确定抽成比例，未必能够起到大家想要的效果。”

体量巨大但持续亏损

交通运输部2020年11月披露的全国各网约车平台的订单量数据显示，2020年10月，共有8个平台月订单总量超过100万，分别是滴滴出行、曹操专车、T3出行、万顺叫车、美团打车、首汽约车、享道出行、花小猪出行，总订单量达到了6.24亿单。其中，滴滴出行月订单量为5.62亿，其新推出的平台花小猪出行月订单量320万，两者订单量合计占总订单量的90.58%。易观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5月份，滴滴打车的月活用户数为5439.48万，市场占有率为88.71%。滴滴已经处于绝对的“领导者地位”。

2012年，程维从阿里巴巴辞职创业，推出嘀嘀打车App，起初是出租车打车软件，后来业务涵盖快车、专车、顺风车、大巴等领域，经过9年的发展，成为了中国移动出行的头部企业。

杭州的出租车司机徐师傅从2014年起就加入了滴滴平台，见证了当时补贴的疯狂。“当时做一个起步价的生意，腾讯和支付宝都有10块钱补贴，乘客也付10块，收入有30元。我们扬招生意都不做了。”徐师傅告诉。

程维曾对媒体提到，滴滴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竞争最惨烈的公司。滴滴成立不久，国内打车软件泛滥，各平台开启补贴大战，不断加码，整个行业陷入了无序的竞争。2015年2月，补贴大战最终以滴滴和快的战略合并收尾。不过，2014年2月，国际打车企业优步进入中国市场，并成立优步中国，成为滴滴的又一大劲敌。2015年3月起，优步中国也开始对司机进行高补贴政策。经过新一轮厮杀后，2016年8月，优步中国与滴滴合并。

吴伟强一直关注滴滴和网约车的发展，在他看来，滴滴的发展以交通为载体，但更像是一个资本运作平台。滴滴在出行领域站稳脚跟后，开始在各个领域扩张业务。公开资料梳理，2016年以来，滴滴推出共享单车、外卖、货车、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业务，将市场拓展到巴西、墨西哥、日本、澳洲等国家，在四五线城市推出花小猪打车等服务。

“滴滴本来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增值领域，比如说通过数据，提供其他的服务来实现盈利，但是最终不能实现目标。后来盈利方向开始转向两个方面：第一、做大它的市场份额，通过顺风车这种方式做大以后，是可以盈利的。第二、顺风车受到约束暂停一段时间后，单量不能继续扩大的情况下，滴滴开始回过头向司机端收管理费，（平台抽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吴伟强说。

2018年初，滴滴出行总裁公开表示，滴滴从单一业务迅速成长到多元业务，人数从700人增长到8000多人。滴滴在2017年运送的乘客超过100亿人次，是中国民航的20倍，是中国铁路系统的3倍，“进一步巩固了全世界最大的出行平台的地位”。当时有媒体报道，滴滴计划2018年IPO，计划募资金额约数十亿美元，寻求估值至少700-800亿美元。

但是这一年，两起恶性安全事件，将“独角兽”滴滴推向深渊。2018年5月5日晚，空姐李明珠在郑州航空港区通过滴滴平台叫车赶往市区，结果惨遭司机杀害。同年8月24日，浙江省乐清市一名20岁女孩赵培辰乘坐滴滴顺风车后失联，后来经警方调查，滴滴司机钟元对受害者实施强奸并将其杀害。

2018年8月26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运输、公安部门，对滴滴公司开展联合约谈，责令其立即对顺风车业务进行全面整改。吴伟强认为，当时滴滴将顺风车做成社交属性，直到乐清事件后，滴滴才开始改变其内部架构和经营模式。

经过2年的调整，2020年5月，滴滴出行总裁柳青首次对外宣称，公司的核心网约车业务“已经盈利或者小幅盈利”。

但整体上看，滴滴体量巨大，但一直在持续亏损。滴滴此次IPO的招股书显示，2018年至2020年，滴滴出行年收入分别为1352.88亿元、1547.86亿元和1417.36亿元，2021年第一季度，滴滴出行收入为421.63亿元。利润方面，过去三年内，滴滴出行持续处于运营亏损状态。招股书显示，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滴滴运营亏损124.43亿元、80.13亿元及137.88亿元，今年一季度滴滴运营亏损66.54亿元。

强势地位背后有太多信息不对称

2020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孙金云带领研究团队，在5个城市、不同距离、以及工作日早高峰、晚高峰、日间非高峰、晚间非高峰4个时间段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发布了“2020打车报告”。

调研中，孙金云也验证了“苹果税”的存在。“数据表明，与非苹果手机用户相比，苹果手机用户的确更容易“被舒适”车辆（比如专车、优享等）司机接单，这一比例是非苹果手机用户的3倍。”孙金云公开表示，所谓“被舒适”的程度，即用“一键呼叫经济型+舒适型两档后被舒适型车辆接走的订单比”来判断衡量。此外，“苹果税”还体现在打车优惠上。数据表明，苹果手机用户平均只能获得2.07元的优惠，显著低于非苹果用户的4.12元。除绝对金额外，优惠折扣比依然支持上述结论。

早在2018年，滴滴也曾遭受诟病，CTO张博当时做出回应，称“滴滴从未有‘大数据’杀熟，以前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此次“大数据杀熟”争议重现，吴伟强认为，这属于明显的价格歧视，《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政府法律法规都明确对此有要求。但为何事件一再发生，“因为这其中存在着太多信息不对称，政府怎么去掌控这些互联网平台的数据？”

7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也提到了对“大数据杀熟”的处罚标准。文件提到，“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利用大数据分析、算法等技术手段，根据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基于成本或正当营销策略之外的因素，对同一商品或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价格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上一年度销售总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在专家看来，滴滴平台涉嫌抽成高、大数据杀熟，也跟平台的行业垄断地位有一定关系。吴伟强告诉，上市后的滴滴需要更加关注。“公司必须有更好的收益，支持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以及给股东的回报，可能比以前更要放得开手脚。”

在吴伟强看来，防止头部企业垄断市场，需要更加开放的市场竞争。他建议要“打开天空”，让更多的竞争主体进入到网约车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