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国家网信办连续发布了对“滴滴出行”“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的公告。审查期间，以上APP均已停止新用户注册。 接受网络安全审查的几家企业都掌握大量用户隐私数据，并且业务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有关，一时间，数据安全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在数据安全管理中，政府、企业、个人的边界在哪里？中国如何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如何在数字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带着以上问题，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区块链实验室首席专家曹和平。

【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国家网信办对“滴滴出行”、“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等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是否会有一轮对平台的“清查”？

曹和平：“运满满”、“货车帮”、“滴滴出行”拥有的数据已经是全国性的数据了。我们说的数据有两种，一个是商业性的数据，比如用户的行为数据，但是宏观性、总量性的数据，大多涉及到数据安全，比如像国家粮食信息。

现在，“货满满”、“货车帮”都有1亿以上的客户了，它们的客户弥漫在全国经济当中，尤其是厂商和市场当中，企业达到了获得宏观总量信息的门槛。“滴滴出行”的规模比“运满满”和“货车帮”还大，股东也是海外的，因此，滴滴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自觉保护来自于中国客户利益的激励就没有本国企业的激励大。所以，中央网信办根据《网络安全法》和网络安全审查规定，对这三类企业进行上述两方面的核查，我觉得有它合理的地方。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订《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打击恶意侵犯个人隐私的举动，推特、脸书、谷歌就威胁要退出，有人说这是美国互联网巨头对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发动的威胁。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要求网络企业披露网络安全方向的信息，因为“运满满”和“货车帮”的满帮集团是在美国上市的，滴滴也是在美国上市的，它在美国上市的时候，需要遵守美国证券管理法相关的内容。公司一方面要满足美国的相关法案，一方面在中国要达到国家披露信息安全程度，企业就会“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中美两国政府还都没学会数字跨国企业的管理，因为数字交易的跨国、跨境特性，使得美国的公共部门和中国的公共部门需要相互协调。

不同国家的企业管理不同，美国管理企业主要通过收税，印度政府对互联网企业的管理基于网络安全总体框架和保护国内信息技术产品。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不同公共部门竞争性管理跨国企业，造成对企业的过度管理。我觉得公共部门可以商量出来一个不用过度管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让数字企业在最佳的市场管理条件下去经营。

这轮审查，个人觉得主要针对数字安全，目前暂时是对跨国跨境的数字企业的审查管理，对国内所有数字企业平台的审查，我觉得可能还没到火候上。

观察者网：您刚才讲到印度和美国的案例，能否详细讲讲？

曹和平：假定谷歌、脸书和推特在印度市场上运营的话，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印度政府会要求把印度境内运营的数据信息向政府如实汇报。另外，美国的消费者购买印度国内谷歌、脸书和推特上的信息，按照跨国消费市场贡献部分和收税原则，不能把所有的税收都交到美国去。换句话说，印度出现了两个管理激励，第一个是和美国的分税激励，第二个是国家的数据安全激励。

谷歌不能把所有的税收都交给美国，印度的消费者购买美国的商品，在印度市场上实现的销售收入，印度政府有分得税收的权力，因为美国企业的经营市场环境是印度政府来提供的，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

但是，企业创新、核心技术、研发的收入，如果没在印度的话，应该归美国来收税，这时候就会发现美国和印度又谈出一个边界来。但是谈出边界以后，企业把所有信息既告诉印度政府，又告诉美国政府，你会发现最终结果是企业被双重征税。这就叫竞争性监管，在国家争夺税源的时候，企业就会出现过度交税的这么一种可能，那么就要在国际政府之间协调和改进国际数字治理体系。

此外，印度政府要求的国家安全，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中国政府也应该在跨国数字企业进行数字安全方面的管理和披露信息。

观察者网：避免政府出现过度管理的情况，这里有一个我们之前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数据到底属于谁，是否具有国家安全的性质？政府、企业、个人的边界在哪里？

曹和平：数据的总量管理，不管企业生成的，还是其他网络生成的，都应该向政府披露，因为总量的信息会对整个国家的安全产生影响。举个例子，比如说粮食生产数据，中国每年生产多少吨粮食如果让美国知道，在中国产生3000亿的粮食缺口后，美国就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取超额收益。

换句话说安全门槛上限以上的数据，应该归属政府管理，数据哪里产生归哪里管理，但是安全数据线之下的盈利性数据应该归企业，应该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划清楚。

第二点，企业在安全数据线以下获取的利润，生产多少利润交多少税。但如果这个利润是在东道国和母国共同产生的话，东道国和母国需要有一个收税边界，不能竞争性的收税，让企业付双重的税。

关于个人数据信息，如果是个人序列性、整体性的信息，包括隐私信息，企业不应该用。因为企业一旦掌握序列性的信息，可能会对个人隐私安全造成某种伤害，所以政府应该立法对其进行限制，对个人隐私数据进行脱敏。脱敏前的数据归政府，脱敏后的数据归企业。

观察者网：国际上，经历Tik Tok事件之后，我们意识到了数据安全的重要性。而且这方面，欧美早已行动，欧洲是基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优先考虑对个体权利的绝对性保护。美国是基于自由秩序、国家利益的“长臂管辖”，相比之下，中国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如何避开欧美模式的弊端？

曹和平： 中国的数据安全管理，第一，我们在数据管理上不允许国外在中国数据的使用方面有长臂管辖的空间。

第二，我们支持企业获得效益和盈利最大化，政府不能不让企业充分应用数据，因为这最终会导致企业把数据放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在商业经济上对国家不利。所以，我们反对长臂管辖，坚决守卫公共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同时让企业脱敏后的商业信息为企业达到最优化效益。

观察者网：国内来讲，目前平台资本和政府、用户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紧张。现在国家已经着手管理网络安全，您认为如何在监管和发展之间寻找一个最优解？

曹和平：监管和发展是个永远的最优化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先谈一个理想的监管，在社会福利函数的意义上，让公共部门、个人和企业利益同时最大化的边界就是管理边界，这三者利益加起来最大数值就是理想的监管状态。

举个例子，比如“滴滴打车”这个APP，企业获取到个人详细的性别、年龄、工作、居住环境信息，将这些信息卖给别的企业，那么可能会对个人隐私安全造成伤害。

我们现在要求政府监管企业和平台，数据产生后三个月必须脱敏，去掉姓名、年龄、工作等个人信息，但是企业依旧可以得到行业平均数、拥堵程度等信息，依旧可以做最优化运营，但是不能知道更加深入层面的信息，这就是审计性脱敏。

第二，不能伤害到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政府出台需要一系列要求企业自觉保护消费者隐私的激励，在随机性、审计性脱敏的同时，查到有公司数据不脱敏的现象，要进行大额惩罚，把审计性的脱敏和审计性的奖惩制度联系起来，让企业、行业自律来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政府单一监管。

第三，发动整个社会来监督第三方平台企业，设立投诉审查制度，对投诉进行处理和反馈，整个数字安全监管和治理需要全社会共同去做。

观察者网：我们之前探讨过互联网社会主义，破解平台垄断和资本蔓延，不是简单的公有化和私有化的问题。从对内防止拉大贫富分化，对外提升竞争力这两方面考虑，该如何提升我们的数字化治理水平？

曹和平：数字经济是个新东西，各国管理水平有差距，比如说美国、中国、欧盟的不同措施和行为，背后有着不同的历史积淀。数字经济大规模成体系发展也就这十年的事情，大家的经验都不足，加上一些政治、经济的利益参与进来，让大家看不清局势。

我觉得如果要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的话，全世界应该合作起来，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形成一个全球互补的管理体系，不能把所有的制度和规则都由美国包揽，小国、发展中国家没有话语权，要建立超越国家主权的一个数字管理的第三方全球机制，类似于WTO，而且各国政府应该支持组织的存在和管理。

第二个就是中国政府在数字贸易方面亟需开放，同时也要保护中国的数据安全。当我们还不是处在绝对优势条件下，如果把所有数据披露出去，很容易被卡脖子，所以还是要守住国家数据安全底线。

观察者网：数字贸易的本质是数字经济的国际化，包括贸易手段数字化和贸易产品数字化，在各国逐步完善网络安全审查、提高数字安全壁垒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数字经济国际化下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曹和平：数字经济的国际化最重要的是，只要企业在我们国家的第三方数字平台市场上获得的交易收益比对其他国家的交易收益多，我们在国际数字交易中就有了话语权或定价权了。所以，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数字开源机制平台和全球中心，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要认为谷歌、推特的数据平台老压着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建设这样的平台？

要让全世界的人和企业在中国实现数字价值的份额，比在其他地方同样一份数字实现的价值收益大，自然就会吸引企业过来。数字开源机制平台是数字经济里的定价中心和核心竞争力，而不是芯片或操作系统。

观察者网：除了开源机制平台外，是否还可以有别的措施，比如说税收优惠政策？

曹和平：举个例子，香港税收最低，但香港不是全球的交易中心。所以光降低税收不行，开源机制是一种实现价值的中枢，税收优惠只是说让利多少，实现价值的中枢是创造利润多少，这两个还是截然不同的。

观察者网：您之前说2027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0%，在网络安全治理不断合规化的将来，我国数字经济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数字经济如何更好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曹和平：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38.6%，数字经济的成长速度是实体经济成长速度的三倍，但是我们的数字经济有一些问题，就是B2C成长得很快，比如阿里、京东、拼多多、美团等面对消费者的企业，但是B2B厂商中间市场、工业4.0核心技术、中国制造2025这一块的数字经济发展得比较慢。

第二，一些生产技术的高新技术园区和创新产业(58.860, -0.20, -0.34%)园发展得比较慢，咱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第三，数字货币，全球央行都把数字货币作为现代法币的补充，我个人觉得应该把数字货币和现在的法币作为双轨运行，然后向并轨运行过渡，这恐怕是中国一个比较现实的政策选择。

观察者网：目前数字经济增长很快，其中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增长贡献高达八成，其中数字产业化也面临瓶颈。

曹和平：对，这就是数字替代经济和数字创造经济的区别。产业数字化比较容易理解，它是一种数字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替代和升级，但是它的报酬率毕竟是低的。数字产业化是数字创造经济，是目前的蓝海，这意味着它的回报率可能会更高。

所以我们发展产业数字化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数字产业化，因为数字产业化才能让我们走到全世界的前面去。要大力提倡创新和数字产业化，给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注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