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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领脱下“长衫”
    • 2023年03月22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提要: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庄家炽告诉记者,现代白领工作和流水线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个人都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的某一个环节。因为科层制的核心,就是要把所有的工作跟具体的个人脱节,使得机器离开某个个体之后依然能够正常运转。

    康亚茹工作照。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刘洛洛梳洗的繁育犬。

    宋雨昕在猪场拍的照片。

    设想一下,假如你寒窗苦读12年,在高考的独木桥上“卷”赢了多数人,成功进入一所“985”或是“211”,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你对于未来的期望会是什么?

    再设想一下,假如你毕业后,拿着大学4年辛苦刷来的4段实习、6个奖项和遥遥领先的绩点排名,顺利来到一家令人艳羡的企业,当你坐在明亮的大落地窗前打开公司新配的笔记本电脑时,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又会是什么?

    “人往高处走”,这似乎是多数人主流的期待。但也有人在辛苦爬到高点时,选择“顺流而下”,他们用自己的故事讲述了一件事:考上北京大学的“张华”,也可以选择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无论是否会有“光明的未来”。

    逃离“狗屁工作”

    从一所“211”大学毕业后,宋雨昕来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月薪4000元,试用期8折,没有社保。工资每月分两次发放,一次在下个月的20日,另一次在“不确定的更晚的时间”。直到离职后,宋雨昕还在努力讨要这份“不确定的工资”。

    广告公司,加班是常态,但更令人难熬的,是加无意义的班。看似辞藻华美的方案,只需将“区位”“圈层”“文化”等术语拼凑组合,通过“简单地经验化复刻”,便能生产出一篇足以交差的万字长文。

    作为一名广告从业者,宋雨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方案中什么是“对市场有效的”,因为她真正的服务者只有甲方,甲方满意,一条文案就结束了。

    工作,除了在收到工资的那一刻之外,对她而言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在工作半年后,她为自己放了一场“寒假”,来到了养猪场。

    耶鲁大学副教授大卫·格雷伯在其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将这样的工作定义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即“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

    他还特别指出:“‘狗屁工作’往往是白领工作,那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常被荣誉和声望围绕,他们被认为是有成就的人,但是他们内心知道,他们什么成就都没有。”

    刘洛洛也曾从事这样一份工作。作为一名设计师,她却无法提出属于自己的创意想法,“你所有的内容产出都是运营或者上级领导给你的,他们想做成什么样子,你就要做成什么样子。简单来说,你其实只是一个工具人。”

    通常情况下,刘洛洛做一张图的时间只需要一两个小时,而剩下的时间,则需等待上级层层审核把关,经历漫长的沟通修改,而最后的改动“可能只是一个数字”。

    压倒刘洛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老板的一次谈话,内容是批评她“最近效率变低了”。但事实上,刘洛洛已完成了自己该有的工作量,由于公司里其他人做得更多,所以在老板眼里,刘洛洛就成了偷懒的那一个。

    “这就是内卷。”刘洛洛受够了这一切,决心逃离办公室,成为一名宠物美容师。

    在宠物美容的集训课堂上,刘洛洛接到了一只“像从粪坑里牵出来”的繁育犬,它存在的目的是交配、生产,再把小狗拿给“主人”卖掉。

    后来刘洛洛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梳洗这只繁育犬,疏通它的每一个毛结,洗去所有污垢,为它剪了个“美美的造型”,看它在自己手里从脏兮兮的小狗变成毛发蓬蓬的可爱模样。

    她觉得,这比做设计工作时更有成就感。

    美丽新世界

    宋雨昕对猪场的工作也算满意。

    猪场的生活区和生产区严格分离,作为内勤的宋雨昕大多数时间只需在生活区活动,只有出栏的时候才需去生产区帮忙清点。

    上班第二天,宋雨昕7点多便到岗,却被告知下午再安排工作事宜。她坐在办公室里,“写了会儿日记,背了会儿英语单词,看了半部电影。”

    中午,负责交接工作的员工前来叮嘱了一声:“下午睡到自然醒就好。”但宋雨昕没有午睡习惯,在床前转了一圈后,还是选择坐在工位上,等到下午3点半,这位员工才姗姗来迟。

    从前在广告公司上班时,宋雨昕基本需要“随时待命”,经常半夜也会接到同事的工作电话。但在猪场,每天下午5点半食堂准时开饭,同事们一起吃完饭后便再无工作安排,年轻人会聚在一起打游戏,年长些的则会相约打麻将。

    宋雨昕不再焦虑。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严格分割,下班后,宋雨昕获得了充足的自主时间,她不需要担忧“做了一件事就没时间做另一件事”,她可以任性地选择“都要”。

    猪场坐落在远离市区的一座山头上,抬眼能看见远处的丛山绵延不绝。宋雨昕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引来了一众朋友的艳羡,她有时觉得自己不像工作,更像“度假”。

    猪场日子虽然悠闲,但也有尴尬时刻。某天,猪场来了一位从集团总部派来的负责育种的技术员,他意外得知宋雨昕和自己是校友,有些纳闷,问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工作?”

    宋雨昕不知道怎么回答,含糊过去。对方却替她找好了理由:“你是过年先在这里过渡,年后再找其他工作吧?很正常,能理解。”

    宋雨昕表面应下,心里却不自觉地想,这份工作对她而言并不是什么很差的选择,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她与猪场的相遇只是生命中一个意外的插曲。

    对于康亚茹来说,“干收银”确实是一个意外。

    康亚茹本来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新媒体内容,但由于受不了“耗尽心血的持续性输出”和“为了数据写违心的内容”,她选择裸辞。

    2022年8月离职后,康亚茹本想考个驾照休息两三个月,在“金九银十”的时候重新上班。但到了10月,疫情起伏,招聘网站上仍在开放的岗位少得可怜,康亚茹连投了好几份简历都没有回声。

    起初,康亚茹“宁可当无业游民也不愿打工”,觉得自己作为大学生“怎么能干这种活呢”。但眼瞅着银行卡里余额变少,如何解决明天的温饱,变得头等重要。

    偶然中,康亚茹在自己常用的超市App上看到了兼职招聘,她寻思“这不是正好能减肥么,还能挣钱”。就这样,她开启了自己的收银员生活。

    最开始,康亚茹并不适应。收银工作不让玩手机,需要从早上9点站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尽管康亚茹身体素质不错,她依然站得腰酸背疼。

    但很快,康亚茹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乐趣。

    不能玩手机?正好。做内容工作时,她每天被迫在网上接收良莠不齐的信息,早就厌烦了垃圾内容的侵扰,现在正好乐得清静。

    站一天很累?正好。以前每天睡前,康亚茹脑海里都填满了她需要完成的KPI,现在,身体虽然劳累,大脑却得到了放松,每天回家只想睡觉,根本顾不得花时间胡思乱想。

    工作内容也很精简。从前坐办公室时,除了应对本职工作的压力,她还常需与不同的部门“扯皮”,花大量时间开会,“听领导讲一些没有意义的目标”。在超市做一名收银员则简单得多。康亚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着自助收银的顾客不要跑单,下班后清点自己收了多少现金、给客户拿了几个袋子。目标明确,诉求清晰。

    同时,康亚茹还感觉自己正在与真实的生活重新建立连接。早上9点的超市里有很多老人,康亚茹有时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是曾经在格子间里的她很难想象的。

    第一次收到新版100元纸币时,她以为自己收到了假币,特地用验钞机验了一遍。还有5角钱,如果不是做收银员,康亚茹都不知道它现在已经推出了银色的。

    她还喜欢在工作中观察人。她发现进超市采购的大多都是女性,一个人拎着两三大包东西,有时会遇见夫妻俩一同采购的,“结账的时候,很多男的在旁边玩手机甚至都不愿意帮女的去撑一下袋子。” 有“表现良好”的男性,康亚茹就会在心里默默给他们点赞。

    李楚翘对此也有共鸣。他本职是在互联网大厂做内容,因为爱好骑摩托车,便选择在工作之余兼职送外卖。

    送单让他看到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他曾经以为外卖骑手都不太爱说话,但当他穿上外卖服,沉默的骑手开始主动和他搭话,问起“你送几号楼,今天赚多少钱,哪赚得多哪赚得少,哪块的小区门卫盯得更紧,哪个小区有电梯”。李楚翘因此“发现了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

    还有点外卖时常见的“各国料理”,原来都在共用同一个后厨,“都是预制菜”。他还发现档口里有人会叫卖骑手餐,大约五六元一份,他尝了一次,感觉“非常难以下咽”。

    有一次,李楚翘去一个小区送餐,出来时找保安问了一下路,保安却回道:“你个送餐的你跟我耽误什么时间。”他突然对外卖员的角色有了强烈代入,愤怒回怼道:“都是赚苦力钱的,你难为我干什么?”

    康亚茹曾经对体力工作者存有“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怜悯心态”,但真正接触后,她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真切的快乐。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知足。快过年时,同事们聚在一起讨论去哪里纹眉、去哪里美甲,还有酸奶档口的阿姨给自己买了一个2万元的金手镯。这给康亚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我们就只是看着体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两万元买金手镯。”

    康亚茹的同事里,很多人年初来北京找工作,干一年到春节时可能就会辞职回家,年后再找下一份工作。康亚茹羡慕这种“自由感”,因为对于一个白领员工而言,辞职总是很难的。断缴的社保、简历的空窗期与未知的业态行情,束缚住他们的脚步。

    “理性的牢笼”

    在猪场工作3个月后,宋雨昕选择了离开。

    猪场的工作是很闲适,但闲适无法解决所有焦虑。关于未来、金钱、现实,各种问题依然不断徘徊在她的脑海里。做这样一份“几乎没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意味着需要一直在封闭的养猪场里拿同样的薪水,而她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更何况猪场的工作也不总是美好。猪场远在郊外山区,不方便通热水,冬天时宋雨昕的双手长满了冻疮。而到了二三月春耕时节,农村用水量增大,猪场有时会断水。宋雨昕只能被迫从池塘里抽水,用带有鱼腥味的水洗漱。

    还有工人之间同吃同住的生活,一方面这让她感受到办公室难以体验到的亲密连接,但另一方面,外人对自己个人生活的强烈介入,常令她感到不适。

    从猪场离职后,宋雨昕重回广告行业,而这次,她不再有勇气离开。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句“孔乙己文学”: “学历不仅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其背后的含义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既无法满足自身对理想工作的期待,却又被过往的光环所缚,难以弯下身做一些更为基础的工作。

    简历是职场人身上的“长衫”。曾经的宋雨昕能够有勇气辞职去猪场工作,是因为她刚工作半年,身上穿着的本就是一件“破破烂烂的长衫”。而在现今她已然工作两三年的节点上,再让她作出同样的选择,她想的是“以后该怎么办?怎么回到所谓的正轨来?接下来该怎么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她开始担心自己“脱下的‘长衫’再也穿不回来了”。

    康亚茹在超市工作两个月后也同样选择了辞职,开始着手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断缴的社保和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她必须直面现实。但至少她不再焦虑了,过往4年高压的职场生涯教会了她一个颇具现实价值的生存道理:“焦虑也是一天,不焦虑也是一天,焦虑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情绪内耗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但终究,体力工作只能是白领们的一场短暂选择,在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还是需要重回自己的生活。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庄家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代白领工作和流水线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个人都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的某一个环节。因为科层制的核心,就是要把所有的工作跟具体的个人脱节,使得机器离开某个个体之后依然能够正常运转。我们发明出了这套高效的机制,但最终却把自己给关了进去,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难以脱身。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但在庄家炽看来,“宋雨昕们”的选择已然象征着一种进步,它至少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温饱需要,而开始思考自身的权益问题以及工作的价值。但他同时指出,这种“逃离”与“反叛”终究是一种“奢侈”的做法,更多的人可能仍在考虑“面包”,而无暇思考其他更多的可能。

    他认为,对于那些背负“孔乙己长衫”的人,应抱有更多的理解,因为他们也只是“社会单一的价值观”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受害者。

    今年预计新增高校毕业生1158万,许多人将其看作就业市场新添的压力,但庄家炽认为,他们是新鲜血液,避免国家陷入如日本的用工荒,“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把大量劳动力,适配到他们更适合的领域或国家更需要的领域上”。

    刘洛洛已经决心彻底逃离“白领工作”,选择成为一名宠物美容师。在下决定之前,她给自己安排了一场为期3个月的旅行,她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绕着广西和云南转了一大圈。旅途中,她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在田野间散步,眺望广袤的梯田,晚上拿着吉他唱歌,去朋友家喝酒,聊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简单”。

    (应受访者要求,宋雨昕、刘洛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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