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亚茹工作照。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刘洛洛梳洗的繁育犬。

宋雨昕在猪场拍的照片。

设想一下，假如你寒窗苦读12年，在高考的独木桥上“卷”赢了多数人，成功进入一所“985”或是“211”，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你对于未来的期望会是什么？

再设想一下，假如你毕业后，拿着大学4年辛苦刷来的4段实习、6个奖项和遥遥领先的绩点排名，顺利来到一家令人艳羡的企业，当你坐在明亮的大落地窗前打开公司新配的笔记本电脑时，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又会是什么？

“人往高处走”，这似乎是多数人主流的期待。但也有人在辛苦爬到高点时，选择“顺流而下”，他们用自己的故事讲述了一件事：考上北京大学的“张华”，也可以选择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无论是否会有“光明的未来”。

逃离“狗屁工作”

从一所“211”大学毕业后，宋雨昕来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月薪4000元，试用期8折，没有社保。工资每月分两次发放，一次在下个月的20日，另一次在“不确定的更晚的时间”。直到离职后，宋雨昕还在努力讨要这份“不确定的工资”。

广告公司，加班是常态，但更令人难熬的，是加无意义的班。看似辞藻华美的方案，只需将“区位”“圈层”“文化”等术语拼凑组合，通过“简单地经验化复刻”，便能生产出一篇足以交差的万字长文。

作为一名广告从业者，宋雨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方案中什么是“对市场有效的”，因为她真正的服务者只有甲方，甲方满意，一条文案就结束了。

工作，除了在收到工资的那一刻之外，对她而言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在工作半年后，她为自己放了一场“寒假”，来到了养猪场。

耶鲁大学副教授大卫·格雷伯在其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将这样的工作定义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即“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

他还特别指出：“‘狗屁工作’往往是白领工作，那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常被荣誉和声望围绕，他们被认为是有成就的人，但是他们内心知道，他们什么成就都没有。”

刘洛洛也曾从事这样一份工作。作为一名设计师，她却无法提出属于自己的创意想法，“你所有的内容产出都是运营或者上级领导给你的，他们想做成什么样子，你就要做成什么样子。简单来说，你其实只是一个工具人。”

通常情况下，刘洛洛做一张图的时间只需要一两个小时，而剩下的时间，则需等待上级层层审核把关，经历漫长的沟通修改，而最后的改动“可能只是一个数字”。

压倒刘洛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老板的一次谈话，内容是批评她“最近效率变低了”。但事实上，刘洛洛已完成了自己该有的工作量，由于公司里其他人做得更多，所以在老板眼里，刘洛洛就成了偷懒的那一个。

“这就是内卷。”刘洛洛受够了这一切，决心逃离办公室，成为一名宠物美容师。

在宠物美容的集训课堂上，刘洛洛接到了一只“像从粪坑里牵出来”的繁育犬，它存在的目的是交配、生产，再把小狗拿给“主人”卖掉。

后来刘洛洛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梳洗这只繁育犬，疏通它的每一个毛结，洗去所有污垢，为它剪了个“美美的造型”，看它在自己手里从脏兮兮的小狗变成毛发蓬蓬的可爱模样。

她觉得，这比做设计工作时更有成就感。

美丽新世界

宋雨昕对猪场的工作也算满意。

猪场的生活区和生产区严格分离，作为内勤的宋雨昕大多数时间只需在生活区活动，只有出栏的时候才需去生产区帮忙清点。

上班第二天，宋雨昕7点多便到岗，却被告知下午再安排工作事宜。她坐在办公室里，“写了会儿日记，背了会儿英语单词，看了半部电影。”

中午，负责交接工作的员工前来叮嘱了一声：“下午睡到自然醒就好。”但宋雨昕没有午睡习惯，在床前转了一圈后，还是选择坐在工位上，等到下午3点半，这位员工才姗姗来迟。

从前在广告公司上班时，宋雨昕基本需要“随时待命”，经常半夜也会接到同事的工作电话。但在猪场，每天下午5点半食堂准时开饭，同事们一起吃完饭后便再无工作安排，年轻人会聚在一起打游戏，年长些的则会相约打麻将。

宋雨昕不再焦虑。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严格分割，下班后，宋雨昕获得了充足的自主时间，她不需要担忧“做了一件事就没时间做另一件事”，她可以任性地选择“都要”。

猪场坐落在远离市区的一座山头上，抬眼能看见远处的丛山绵延不绝。宋雨昕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引来了一众朋友的艳羡，她有时觉得自己不像工作，更像“度假”。

猪场日子虽然悠闲，但也有尴尬时刻。某天，猪场来了一位从集团总部派来的负责育种的技术员，他意外得知宋雨昕和自己是校友，有些纳闷，问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工作？”

宋雨昕不知道怎么回答，含糊过去。对方却替她找好了理由：“你是过年先在这里过渡，年后再找其他工作吧？很正常，能理解。”

宋雨昕表面应下，心里却不自觉地想，这份工作对她而言并不是什么很差的选择，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她与猪场的相遇只是生命中一个意外的插曲。

对于康亚茹来说，“干收银”确实是一个意外。

康亚茹本来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新媒体内容，但由于受不了“耗尽心血的持续性输出”和“为了数据写违心的内容”，她选择裸辞。

2022年8月离职后，康亚茹本想考个驾照休息两三个月，在“金九银十”的时候重新上班。但到了10月，疫情起伏，招聘网站上仍在开放的岗位少得可怜，康亚茹连投了好几份简历都没有回声。

起初，康亚茹“宁可当无业游民也不愿打工”，觉得自己作为大学生“怎么能干这种活呢”。但眼瞅着银行卡里余额变少，如何解决明天的温饱，变得头等重要。

偶然中，康亚茹在自己常用的超市App上看到了兼职招聘，她寻思“这不是正好能减肥么，还能挣钱”。就这样，她开启了自己的收银员生活。

最开始，康亚茹并不适应。收银工作不让玩手机，需要从早上9点站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尽管康亚茹身体素质不错，她依然站得腰酸背疼。

但很快，康亚茹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乐趣。

不能玩手机？正好。做内容工作时，她每天被迫在网上接收良莠不齐的信息，早就厌烦了垃圾内容的侵扰，现在正好乐得清静。

站一天很累？正好。以前每天睡前，康亚茹脑海里都填满了她需要完成的KPI，现在，身体虽然劳累，大脑却得到了放松，每天回家只想睡觉，根本顾不得花时间胡思乱想。

工作内容也很精简。从前坐办公室时，除了应对本职工作的压力，她还常需与不同的部门“扯皮”，花大量时间开会，“听领导讲一些没有意义的目标”。在超市做一名收银员则简单得多。康亚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着自助收银的顾客不要跑单，下班后清点自己收了多少现金、给客户拿了几个袋子。目标明确，诉求清晰。

同时，康亚茹还感觉自己正在与真实的生活重新建立连接。早上9点的超市里有很多老人，康亚茹有时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是曾经在格子间里的她很难想象的。

第一次收到新版100元纸币时，她以为自己收到了假币，特地用验钞机验了一遍。还有5角钱，如果不是做收银员，康亚茹都不知道它现在已经推出了银色的。

她还喜欢在工作中观察人。她发现进超市采购的大多都是女性，一个人拎着两三大包东西，有时会遇见夫妻俩一同采购的，“结账的时候，很多男的在旁边玩手机甚至都不愿意帮女的去撑一下袋子。” 有“表现良好”的男性，康亚茹就会在心里默默给他们点赞。

李楚翘对此也有共鸣。他本职是在互联网大厂做内容，因为爱好骑摩托车，便选择在工作之余兼职送外卖。

送单让他看到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他曾经以为外卖骑手都不太爱说话，但当他穿上外卖服，沉默的骑手开始主动和他搭话，问起“你送几号楼，今天赚多少钱，哪赚得多哪赚得少，哪块的小区门卫盯得更紧，哪个小区有电梯”。李楚翘因此“发现了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

还有点外卖时常见的“各国料理”，原来都在共用同一个后厨，“都是预制菜”。他还发现档口里有人会叫卖骑手餐，大约五六元一份，他尝了一次，感觉“非常难以下咽”。

有一次，李楚翘去一个小区送餐，出来时找保安问了一下路，保安却回道：“你个送餐的你跟我耽误什么时间。”他突然对外卖员的角色有了强烈代入，愤怒回怼道：“都是赚苦力钱的，你难为我干什么？”

康亚茹曾经对体力工作者存有“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怜悯心态”，但真正接触后，她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真切的快乐。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知足。快过年时，同事们聚在一起讨论去哪里纹眉、去哪里美甲，还有酸奶档口的阿姨给自己买了一个2万元的金手镯。这给康亚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我们就只是看着体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两万元买金手镯。”

康亚茹的同事里，很多人年初来北京找工作，干一年到春节时可能就会辞职回家，年后再找下一份工作。康亚茹羡慕这种“自由感”，因为对于一个白领员工而言，辞职总是很难的。断缴的社保、简历的空窗期与未知的业态行情，束缚住他们的脚步。

“理性的牢笼”

在猪场工作3个月后，宋雨昕选择了离开。

猪场的工作是很闲适，但闲适无法解决所有焦虑。关于未来、金钱、现实，各种问题依然不断徘徊在她的脑海里。做这样一份“几乎没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意味着需要一直在封闭的养猪场里拿同样的薪水，而她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更何况猪场的工作也不总是美好。猪场远在郊外山区，不方便通热水，冬天时宋雨昕的双手长满了冻疮。而到了二三月春耕时节，农村用水量增大，猪场有时会断水。宋雨昕只能被迫从池塘里抽水，用带有鱼腥味的水洗漱。

还有工人之间同吃同住的生活，一方面这让她感受到办公室难以体验到的亲密连接，但另一方面，外人对自己个人生活的强烈介入，常令她感到不适。

从猪场离职后，宋雨昕重回广告行业，而这次，她不再有勇气离开。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句“孔乙己文学”： “学历不仅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其背后的含义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既无法满足自身对理想工作的期待，却又被过往的光环所缚，难以弯下身做一些更为基础的工作。

简历是职场人身上的“长衫”。曾经的宋雨昕能够有勇气辞职去猪场工作，是因为她刚工作半年，身上穿着的本就是一件“破破烂烂的长衫”。而在现今她已然工作两三年的节点上，再让她作出同样的选择，她想的是“以后该怎么办？怎么回到所谓的正轨来？接下来该怎么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她开始担心自己“脱下的‘长衫’再也穿不回来了”。

康亚茹在超市工作两个月后也同样选择了辞职，开始着手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断缴的社保和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她必须直面现实。但至少她不再焦虑了，过往4年高压的职场生涯教会了她一个颇具现实价值的生存道理：“焦虑也是一天，不焦虑也是一天，焦虑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情绪内耗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但终究，体力工作只能是白领们的一场短暂选择，在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还是需要重回自己的生活。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庄家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代白领工作和流水线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个人都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的某一个环节。因为科层制的核心，就是要把所有的工作跟具体的个人脱节，使得机器离开某个个体之后依然能够正常运转。我们发明出了这套高效的机制，但最终却把自己给关了进去，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难以脱身。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但在庄家炽看来，“宋雨昕们”的选择已然象征着一种进步，它至少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温饱需要，而开始思考自身的权益问题以及工作的价值。但他同时指出，这种“逃离”与“反叛”终究是一种“奢侈”的做法，更多的人可能仍在考虑“面包”，而无暇思考其他更多的可能。

他认为，对于那些背负“孔乙己长衫”的人，应抱有更多的理解，因为他们也只是“社会单一的价值观”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受害者。

今年预计新增高校毕业生1158万，许多人将其看作就业市场新添的压力，但庄家炽认为，他们是新鲜血液，避免国家陷入如日本的用工荒，“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把大量劳动力，适配到他们更适合的领域或国家更需要的领域上”。

刘洛洛已经决心彻底逃离“白领工作”，选择成为一名宠物美容师。在下决定之前，她给自己安排了一场为期3个月的旅行，她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绕着广西和云南转了一大圈。旅途中，她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在田野间散步，眺望广袤的梯田，晚上拿着吉他唱歌，去朋友家喝酒，聊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简单”。

(应受访者要求，宋雨昕、刘洛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