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财富之源、稳定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规模稳步扩大，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200万人以上。截至2021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已达7.46亿人，就业形势保持长期稳定。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其中有约8.8亿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就业领域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最近十年，几乎每一年中央政府都设定了更高的就业目标。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就业形势严峻，5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财政货币政策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稳住经济大盘。

把就业放在最重要位置

2021年3月，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康乐村，一条几百米长的城中村大街上，有许多制衣厂老板手持招工牌和样衣，排成长队，等待务工人员前来挑选。前后不过十多年，制造业用工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招工难”成了许多工厂的共同烦恼。

另一个典型的画面则是，每到毕业季，各大高校的就业招聘会上总是人山人海，许多高校毕业生穿上正装，早早地抱着简历和资料，到现场与企业HR沟通求职。即便是受疫情影响无法参与线下招聘会，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在线上招聘中求得先机。

大学生与农民工，这两大重点群体的就业情况每年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而他们所遭遇的就业问题，也反映出就业市场近年来越发明显的结构性问题：“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有很多人在找工作，同时也有很多工作在找人。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曾湘泉曾在一场研讨会上指出，人口老龄化会间接引发很多与就业相关的问题，首先就是会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成了问题。”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曾指出，我国劳动力资源绝对量较大，就业压力不小。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此后，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就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稳就业的政策工具越来越丰富，各部门实施就业政策时的协调性也进一步改善。从2019年至今，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列为稳增长的首要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行各业普遍受到冲击，尤其是文旅、餐饮、住宿、交通等吸纳大量就业的服务行业受影响更大，许多小微企业也受到影响。“稳就业”“保就业”，也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不仅就业被摆在了更突出的战略位置，还落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强化了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2011年，国家统计局开始按照调查失业率，统计全国就业情况。此前，我国统计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但很多失业的人不一定会去登记，而且农民就业情况也没有包括在内，由此单靠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全社会就业情况。

此后，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人口，逐渐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从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始，更是将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予以公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曾撰文分析，政府启用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发布的数据也被证明与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具有一致性。因此，通过对积极就业政策在宏观政策工具箱中位置的调整，即把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以及劳动力市场各类信号纳入宏观经济政策抉择中予以考量、决策和执行，积极就业政策就可以得到真正落实，如此一来，宏观经济政策终极目标和底线更加清晰、可操作，民生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有了目标，就业优先的战略也就更好落地了。2018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并把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有关部门也出台了更加具体而精准的稳就业措施。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新目标。

“稳就业永远不会是伪命题。”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完成就业目标的关键还是培育更多中小微企业，因为中小微企业承载了大部分的就业人群。“就业政策还是要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的困难来做，才能保障最广大普通人的就业，让他们有岗位有收入。”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16-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564万人，比“十二五”时期增加133万人，增长2.1%。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3.6%-4.24%之间，实现5%以内的“十三五”规划目标。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国家发改委就业司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超额完成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任务；12月末，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1%，较2020年和2019年同期均下降0.1个百分点，低于5.5%左右的宏观调控目标。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稳定在1以上，供需保持基本平衡。

就业政策还需如何发力

今年上海疫情期间，90后快递小哥罗明赶赴上海支援。他是陕西汉中人，家里祖辈都是农民，20岁时因为拿不出技校的学费，辍学去广东打工。在外漂泊的6年，他打过螺丝、卖过保险，始终没有一技傍身。2016年，他返回汉中老家，发现电商快递在农村老家逐渐流行起来，就加入了家乡的京东物流，成为一名普通的快递员。

现在，罗明每月收入能达到近万元，远超老家平均工资水平，2021年他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过去老家人总觉得在外面闯不出名堂才回乡，我自己心里也很没底，但事实证明，返乡就业也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罗明的就业选择，是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给万千百姓带来获得感的缩影。一方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带动、创造了众多新岗位、新职业；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年轻人返乡就业，给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振兴发展带来了新鲜血液。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网店店家……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越来越深地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

这些新岗位、新职业，大部分都产生于第三产业。人社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第三产业已成为就业最大的“蓄水池”，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从2013年的38.5%上升至2020年的47.7%，就业结构正逐步向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的“倒金字塔型”转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已从2013年的50.5%上升到2021年的62.7%。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返乡创业的趋势明显，许多市县由劳务输出地变成了劳务输入地。年轻一代不一定非要去远方就业，在家门口就能上班，顾家增收两不愁。

“大部分平台都是这样，自身员工人数不多，却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曾湘泉认为，平台就业有双重影响，既使得就业机会增多，也对传统就业带来替代或冲击效应，但总体上，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大背景下，平台型就业对创业和就业规模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就业正成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行动的指挥棒。曾湘泉表示，下一步要考虑各项政策如何落到实处，以及出台政策的时机，努力保障实现全年就业目标。